裸奔的阿基米德与冻僵的列宁格勒

"尤瑞克，我悟了！"一名男子跳起来大叫。但他没法像阿基米德那样兴奋到上街裸奔——这里不是热气蒸腾的希腊浴场，而是冰冷、压抑的俄国铁牢。列宁格勒，也就是圣彼得堡的"十字架"监狱，关押过许多政治犯，包括著名的托洛茨基，还有这名男子的父亲。本来的单人牢房，因为慈父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改成了多人间，微弱的光线透过天窗，照不亮八名狱友麻木的脸。得，又疯一个。可他们不会知道，这名囚犯在那一刻解开了萦绕心头多时的困惑：历史的驱动力，源自何处？ 思考如此抽象的问题，少不了更抽象的环境。在被押回圣彼得堡之前，这名男子在北方的古拉格劳改营服役，开凿从白海到波罗的海——连通北冰洋和圣彼得堡的俄版京杭大运河。古拉格是"劳改营管理总局"的缩写，代表着苏联对阶级敌人回炉重造的方式。修运河的苦力，一半是普通罪犯，一半是政治犯，但他们过去干过什么，在这里都已经不重要。工地上的宣传画热情地称呼他们为"运河军战士"，号召大家用劳动的热量融化刑期。然而在坚硬的冻土上，靠简陋的工具手工开凿运河，实在难如登天。超额完成任务，可以多分到一块面包和75克白菜或土豆饼，远远补不上巨大的热量消耗。许多人没有等到减刑的那天，便化作运河沿岸森林的肥料。看着工友们潦草死去，换来运河如期完工，男子发现，人类历史中的各种伟大，都不能用理性行为来解释。比如亚历山大东征：任何深思熟虑的战略家都应该明白，靠马其顿这点人口，别说控制大面积土地，就连掠夺到的战利品都没有办法送回老家，那为什么还要发起侵略战争呢？没道理啊。这天，在圣彼得堡的牢房里，他悟了——对，就是没道理。有的人体内天生具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冲动，一种为了达到高远目标、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的前进动力。这种违背生物正常逻辑的生命力要怎么描述？他想不出"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样的诗句，只能想到西方文化中无私无我的耶稣基督，于是他发明了passionarity（пассионарность）这个词，中文往往不恰当地翻译成"激情"。其实这个词来自拉丁语passio，是受苦受难的意思。百香果叫Passion fruit，不是因为它甜得热情奔放，而是因为花蕊对应着耶稣的伤口和钉子。这名深陷囹圄的男子能料到，自己的"龙场悟道"，将在多年以后成为另一番伟大事业的注脚。 2012年重返权力巅峰的普京，在克里姆林宫金碧辉煌的圣乔治大厅里，发表新时代的首个国情咨文，一改世纪初刚当总统时的礼貌官腔，用近乎预言的口吻描述了未来几年全球地缘政治的大裂变。他说，全球发展不平等加剧，或将引发新的冲突；谁将引领世界，谁将处于边缘甚至失去独立，不仅取决于经济潜力，更主要取决于每个国家的意志、其内在的能量，以及列夫·古米廖夫称之为passionarity的前进和变革的能力。听上去就是人畜无害的进取心。再度上任之初不久，他宣布要组建新欧亚联盟来收拾苏联旧山河——虽然没有点名说"为俄罗斯母亲献身的时候到了"，但这个晦涩的术语已经是他向精英阶层发出的明确信号：一场艰难困苦的斗争即将拉开序幕。一年零三个月之后，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称其为本民族历史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系列冲突最终演变成一场打空乌克兰一代人的斯拉夫内战。作为苏联强大国家机器镇压的对象，列夫·古米廖夫更不会想到，自己的理论会在后共产主义时代被钦定为俄罗斯民族的精神黏合剂，用来拼凑苏联崩塌后掉落的碎片。 他当年非常绝望：自己被调回大城市，绝不是因为表现突出获得了减刑，恰恰相反，大概率是要被送去枪毙。理由很简单，他是尼古拉·古米廖夫的儿子。在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年代，作为反革命后代的黑身份，可以随时化作催命符。作为沙俄末期的著名阿克梅派诗人、诗人行会的组建者，在同胞们对大型动物只见过村边的熊的年代，尼古拉·古米廖夫写的是非洲探险见到的长颈鹿。他看上去是个风流不羁的纨绔子弟，但比起很多运笔如刀的爱国诗人，他可不是写写而已——国家有难他真上。一战时候他加入精锐骑兵，靠勇猛得到两枚圣乔治十字勋章。革命期间他是坚定的保皇派，反对布尔什维克，觉得他们都是文盲；哪怕沙皇倒台之后，仍然拒绝移民且公开发表反共言论。当时苏联很清楚，旧知识分子跟自己不是一条心，于是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设置假的保皇派窝点钓鱼执法。1921年，秘密警察契卡捏造罪名，诬陷保皇派阴谋，抓了八百多个科学家、艺术家，处决了九十八个，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尼古拉·古米廖夫。老朋友高尔基火速找到列宁求情，但赦免令还没下来，人就已经没了。因为古米廖夫坦承，自己虽然没有行动，但内心确实想造反。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吃花生米吧。 这场镇压行动，导致俄国知识分子跟苏联政权的关系更加紧张。从1922年开始，大批知识分子被系统性驱逐，也就是"哲学船事件"。这里补充一下背景：许多流亡西方的俄国知识分子，在文明的夹缝中思索困扰俄罗斯许久的问题，那就是民族身份认同。从彼得大帝开始，沙俄这只双头鹰就持续处于精神分裂当中：亲西方派主张全面学习欧洲，斯拉夫派则狭隘地主张斯拉夫例外论，片面强调俄罗斯民族的优越性。这种认同的撕裂，导致不论是亚洲还是欧洲，都把俄国视为他者，中国人管他们叫老毛子，两头都不讨好。而拿破仑则说，抓破俄国人的皮就会露出鞑靼人。在哪都不受待见的白俄流亡者们认为，自己是永恒的异乡人；俄国非欧也非亚，乃是另一片单独的大陆——这就是欧亚主义。欧亚主义与其说是学术理论，不如说是一种地缘政治观。它的核心要义是把欧亚大陆——注意，不等于地理意义上的欧洲加亚洲，至少不包括西欧和东亚——看作连接欧亚两大洲的北方森林草原带，其实就越等于苏联；但不是把这片广袤土地看作一个牢不可破的多元联盟，而是将其视为地理、民族、文化、政治的统一体。早期的欧亚主义者多数出身知识分子世家，但跟倾向于用自由主义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父辈们不同，他们成长于沙俄崩溃的时代，认识到一味与西方接轨并非俄国的出路，只会给俄国带来道德的虚无和物质主义，丢失国族愿景，因而失去了俄罗斯。他们的逃亡之路往往是从帝都，经由克里米亚、高加索等地逃去中欧，见识到了边疆地区民族语言的复杂多样性，远非红白对立描述的那样简单，所以就开始构想新的文化、政治乌托邦，他们渴望再造俄罗斯。 早期欧亚主义最耀眼的明星，是贵族之后的语言学家尼古拉·特鲁别茨科伊。为了克服帝国征服殖民历史造就的民族离心力，他试图重新定义俄罗斯。一般来说，俄国正统会把历史追溯到基辅罗斯，而特鲁别茨科伊认为，俄罗斯的民族之根不在基辅罗斯，而在金帐汗国，在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乃至斯基泰、匈奴等游牧帝国，因为俄国继承了他们的草原、河流、地理体系，以及斯拉夫、芬兰、突厥、蒙古的多样化人种，因此俄罗斯的"亚"性高于"欧"性，彼得大帝尝试西化，就是在扭曲天然的民族品格。来自东方的所谓"鞑靼枷锁"被渲染得十分黑暗，但远远不如西方的罗马-日耳曼文明对俄罗斯民族的伤害大：它导致俄国顶层精英接受西方的精神奴役，而普通人因为无法摆脱与土地的关系，所以无法全盘西化，社会的上下割裂是沙俄始终无法克服的弱点。他写道，欧亚大陆在地理上、人种上和经济上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其政治统一是历史不可避免的结果。在他看来，由单一国家实体主导欧亚大陆秩序是一种必然，而这种统一需要巨大的精神力量，尤其像蒙古部落那样不贪恋舒适的世俗生活。他写了本《成吉思汗的遗产》，试图唤醒苏联同胞，挣脱官方无神论的枷锁，开启新的宗教和精神秩序。到了30年代，欧亚主义内部因为对俄国革命抱有矛盾的态度而发生了分裂：一部分左翼认为革命阻止了俄国的全盘西化，苏联代表着他们寻找的欧洲以外的道路，所以立场逐渐倾斜；另一部分右翼则坚持认为共产主义也是欧洲的舶来品，是西方企图用国际主义和无神论破坏俄罗斯以东正教为核心的民族身份，所以必须坚决抵制。双方分道扬镳之后，第一波欧亚主义逐渐消失在那个混乱而极端的年代中。 回到我们的反革命后代列夫·古米廖夫。失去父亲的时候他只有九岁。自从父母两年前离婚后，他就跟奶奶在乡下过，母亲只夏天来看一眼——她根本不会带孩子，也不想带孩子，她有自己的生活，而她生活的核心是诗。没错，他妈是比他爸更伟大的诗人，被称作"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太阳"是普希金）的安娜·阿赫玛托娃。你念一下"阿赫玛托娃"这个名字，有没有隐隐散发着羊肉串的味道？没错，这是穆斯林名字艾哈迈德的变体，是她给自己起的笔名，用来纪念先祖——最后一位试图复兴金帐汗国的蒙古大汗阿合马汗。1480年，正是阿合马汗跟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在乌格拉河对峙，最终无功而返，导致俄罗斯彻底摆脱鞑靼汗廷的控制，走向民族崛起。四百多年之后，阿合马汗的后人阿赫玛托娃已经完全融入了俄罗斯民族。即使面对革命巨变，许多文化界的朋友纷纷出国，她仍然选择留在苏联，因为她忠于这片神圣的土地，视自己为俄罗斯诗歌传统的继承人，她要留下来书写这个时代。然而，能给她书写的自由已经不多了：苏联对新文艺工作者的要求是抒发革命豪情，而不是娇柔造作、无病呻吟地去迎合资产阶级审美情绪。从1925年开始，她已经找不到人愿意出版她的诗集，进入了长达十年的创作间歇期。 1930年，17岁的列夫·古米廖夫为了读大学，搬来列宁格勒与母亲和她的新丈夫搭伙生活。家庭氛围冷漠都还罢了，关键是作为国家公敌的儿子，他发现所有的门都对自己紧闭着。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抢在政府前面，主动对自己进行"劳动改造"：他加入了地质考察队，深入萨彦岭和帕米尔高原，总是任劳任怨，而且有丰富的历史和地理知识，终于在四年后被认定为可以争取的同志，进入了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其实在这期间，古米廖夫被抓过一次，那是斯大林借基洛夫遇刺案搞大清洗，但他毕竟没有犯事，只关了九天就放了。入学之后，古米廖夫继续受到猜疑和排挤。好在学习跟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相比，还是过于简单了。他愈发孤僻寡言，任凭历史、地理和民族志占据全部的思绪，试图低调地熬过这段岁月。但有的时候，一个人再自闭隐忍，也挡不住命运来敲门。 父母缔造的阿克梅诗派，经常在阿赫玛托娃的家里办"室友会"。为了避免惹祸，他们基本都夹着尾巴做人，减少发表诗作，只对朋友念一念：双手，火柴，烟灰缸，一场美丽而苦涩的仪式。终于有一天，恃才傲物的天才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还是惹来了横祸：他在聚会上念了一首讽刺短诗《我们活着，感觉不到脚下的国家》。诗中所说的"克林姆林宫的山民"，正是来自高加索地区的斯大林；诗人放肆地嘲弄他那肥胖的手指，如同蛆虫般油腻，他蟑螂般的大眼珠含着笑，他的长筒靴总是光芒闪耀。没人知道这群朋友里谁是叛徒，但反正秘密警察收到了举报，准确地知道了这首诗的全部内容。曼德尔施塔姆被捕之后供认不讳，多亏《真理报》的老主编布哈林向斯大林求情，才奇迹般地暂时逃过一劫，只是被流放了。流放期间，他为求减刑写下了《斯大林颂》。但随着布哈林被当作公敌、间谍、法西斯走狗而枪决，1938年曼德尔施塔姆再次作为反革命受到清算，最终在海参崴的劳改营里，因为没有收到冬衣被活活冻死。 1935年讽刺诗案发之后，列夫·古米廖夫因为熟悉曼德尔施塔姆的诗作，被内务人民委员会怀疑有恐怖主义倾向而逮捕。幸好母亲阿赫玛托娃不断地托关系，才争取到了儿子被释放。但这件事还是导致他一度被列宁格勒大学开除，学业中断，到1937年才恢复。可是1938年古米廖夫零星毕业时，他又又又被抓了。他只是当众纠正了一名教授对他父亲的错误指控，却被控参与恐怖主义学生组织，意欲刺杀列宁格勒第一书记日丹诺夫。尽管除了对学生刑讯逼供拿到的证词，当局并没有其他的证据，但证据恰恰是最不重要的：当时秘密警察甚至有"挖掘人民公敌"的地区配额，拿一名存在嫌疑的反革命后代来填指标，实在是太合适了。古米廖夫本来难逃一死，但幸运的是当时案件太多办不过来，把人关在监狱里浪费劳动力，还不如送去劳改，于是他就成了运河军的一员。1939年，古米廖夫被带回列宁格勒接受重新调查。此时的他从劳改营里带回一种淡淡的超脱，开始用超然物外的眼光去看待一切：除了思考亚历山大东征的动机，他还开始审视囚犯内部的社会关系——尽管暴露在原始的环境中，但并没有爆发所谓的"所有人针对所有人"的战争，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理论，还多少有点毛病。